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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版交警学习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思考有感三篇

  “政治坚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业务精通”做一名阳光警察,愿当人民公仆。下面是我作为一名交警学习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思考有感三篇。

交警学习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思考有感篇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6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文章指出,民法典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商事立法的集大成者,民法典不仅调整着基础性的民事活动和民事关系,也规范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事活动和商事关系。商事主体的权利保障、商事活动的安全便捷、商事行为的规范有序、资源要素的配置流通,在民法典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和落实。在民法典中对商事活动相关法律制度进行集成创新,有助于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充分的基础性法律依据和制度规范,为营商活动创造更为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良好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动能的前提。我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一直致力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并取得了积极成效。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的营商环境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位居第31名,连续两年在营商环境改善的经济体中名列前十。然而,与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长水平的全球地位相比,我国营商环境依然还有提升空间和必要。同时,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影响和国际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我国各类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巨大考验与挑战。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要求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有利条件,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抓手。可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复杂政治经济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重要论断,一方面指明营商环境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有效的法律实施,以实现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另一方面要求法律制度能够确认和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有效发挥,以确保营商环境的市场化。

  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离不开公法和私法的有效协同。从公法层面看,主要是通过监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为市场主体开展营商活动提供宽松、便利的环境。例如,规范行政审批、推行减税降费、改善政务服务效率、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商事登记改革、提高市场监管效能、推行包容性监管等。就私法层面而言,以公平、合理、可预期的法律规范调整平等市场主体之间因经济活动而产生的民事商事关系,使各类生产要素能够高效配置、各类交易活动能够便利进行、经济活动成果能够得到确认和保护,也是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内在要求。例如,合同效力的认定与执行、产权的利用与保护、担保的形式与效力等,都会对营商环境产生影响。而私法所调整的内容,恰恰是各类市场主体以市场化方式所开展的营商活动,构成了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与根本。民法典的颁布,不仅将已有民事商事基础法律制度予以法典化,而且根据时代发展和市场需求进行了创新和优化,能够从私法层面丰富和完善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制度供给。

  民法典兼容了鲜明的商法品格。尽管民法典以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和继承等基础民事法律制度为主体,但在编纂过程中遵循着“民商合一”的法律传统,兼收并蓄了大量的商法思维和商事法律制度。例如,民法典在总则编中将法人区分为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即吸收了商法中以营利性作为界定商事主体的基本特征,明确了营利法人的商事主体地位。合同编中的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等典型合同类型兼具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的属性,构成了商事活动契约安排的核心框架,针对这些典型合同的具体规定,有效指导和规范着商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融资租赁合同、保理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等市场经济活动中典型的商事合同,更是反映了民法典对商事活动中融资和交易实践的关注与规范。此外,物权编对过去流质流押绝对禁止的放松,也显著体现了鼓励交易和契约自由的商法思维。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立法机关对市场经济和商事活动法治需求的充分回应,商法理论和实务专家的深度参与,使得商法思维和商事法律规范在民法典中得到相应表达。民法典对商法品格的兼容,反映了民法典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事关系的充分关注与积极调整,形成了对商事主体营商活动强有力的制度供给。

  民法典强调了产权的平等保护。有恒产者有恒心,平等的产权保护能够增强境内外企业和个人从事商业活动的信心和积极性,是健康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民法典开宗明义地宣示了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同时在物权编中规定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私权保护是我国民法典的基本立场,除了对自然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的保护,民法典对于具有典型财产权属性的自然人与法人的物权、债权、知识产权、投资性权利等商事活动中的重要权利类型也提供了全面保护。民法典在区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对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产权予以平等保护,有助于保障不同主体尤其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地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营商环境,使企业家群体形成积极且稳定的预期,从而为资本形成和交易繁荣提供有效制度激励。

  民法典促进了要素的配置流动。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和自由流动,能够为各类市场主体高效便捷地获取生产要素提供有利条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民法典对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了要素流动渠道,有力推动了要素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民法典通过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实现了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分置,有助于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效用的最大化。民法典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处分和续期等制度的完善,有助于确保各类营商活动所必需的土地资源要素配置流动的可行性和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担保物权制度,包括扩大担保合同的范围,明确融资租赁、保理、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能,增加了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优化了担保物权登记制度,明确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则等,有助于发挥各类资源和财产的担保功能以获得融资支持,便利市场主体通过金融市场获取信贷,对于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着重大意义。当前,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技术要素在营商活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民法典对技术合同、技术成果的权属、技术转让与技术许可、知识产权质押等制度的完善,有助于形成保护技术成果、促进技术创新、鼓励技术流动的氛围,促进技术要素的充分涌流和利用。对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原则性规定,也反映了民法典在大数据时代对于数据资源要素的关注。除此之外,民法典在对各类要素价格的确定上也体现了显著的市场化取向,有助于市场决定要素价格并引导要素的市场化流动。

  民法典维护了交易的安全便捷。世界银行将合同执行作为营商环境评估的指标之一,考虑的正是商事活动中的交易安全。合同的执行取决于合同的效力及其履行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有效规范。而从商事交易的经济性和便捷性考虑,合同缔结方式、必备条款的选择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营商活动的活跃度和交易成本。我国民法典的合同编在充分吸收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基础上,从便利合同订立、规范合同内容、维护合同履行等角度,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合同法律制度。就合同订立方式而言,民法典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增加了预约合同的具体规定,使得合同订立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更加符合信息时代商事交易的时代特征,并且降低了合同订立的成本。就合同效力而言,民法典确认了民事商事行为除非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背公序良俗或恶意串通,一般不直接认定为无效,并规定了越权订立或超越营业范围订立的合同若非存在法定事由一般也应认定为有效。此外,完善的违约责任制度最大限度地对合同当事人依法依约履行合同义务进行有效约束,从法律层面维护了市场经济中的契约精神。这种制度取向,反映了立法者对契约自由的充分尊重和认可,有助于保护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意思表示和期待利益,为其安全便捷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充分法律保障。

  在长期民事立法经验和制度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民事商事法律规范的整合与创新,是民法典编纂和颁布的基本思路和实现路径。按照体系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协调一致的要求对民事商事基础性法律制度予以法典化,实现了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和清晰化,有利于法律制度的实施、普及和完善。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法典的颁布,不仅使得日常生活秩序得到更好规范、民事主体的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时代变迁下的私法需求得到更好回应,而且,民法典为市场主体的营商活动提供了明确规则指引和法律依据,其设置的民事商事法律制度所体现的市场化取向和时代性特征也将更加便利商事活动并降低交易成本,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产权得到更平等的保护、要素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交易得到更全面的保障。

  毋庸讳言,作为民事商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民法典有效回应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发展任务和时代需求,必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制度根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交警学习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思考有感篇二

  2020年5月28日,万众期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表决通过,将自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编撰过程历经几代人,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7编正文,以及附则,共1260条,涉及每个人从孕育到死亡的所有方面权益,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可以说,民法典的诞生,就像把一颗颗散落的珍珠串成一条美丽的项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在法治中国征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方向,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70多年来,从颁布婚姻法到形成2万多部法律法规,从强调严格执法到建设法治政府,从设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到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普法运动到建设法治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恢宏图景不断绘就,法治中国建设伴随着时代号角阔步前行。

  一 法治建设显成效

  法官,在人们印象中大都是在法庭上正襟危坐,手握法槌定分止争。然而,有那么一群法官需要时常走出法院大楼,背着国徽去开庭。在高山峡谷、雪原草地、田间地头、海岛渔村,都能看到他们主持正义的身影。这些基层法官身后的国徽,彰显的是法治的尊严和公平,映照的是中国法治建设的点滴进步和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首先废除国民党旧法统,从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法制。我们有过法制建设的筑基搭台,也有过法治不彰的沉痛教训,有过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也有过司法改革的艰难破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在探索中日臻完善,全面依法治国在实践中铿锵前行。

  法律体系已成形。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第一道工序”,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已有法律270多部、行政法规700多部、地方性法规1.2万多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基本实现有法可依。

  法治政府稳推进。行政机关是执法的重要主体。在我国,大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行政法规的执法工作,都是由行政机关来实施。政府执法的效果,关系到法治能否落到实处。现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设定的目标和任务基本完成,各级政府公正严明、廉洁高效的良好形象已经树立起来。

  司法改革彰正义。司法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是法律实施的核心环节。70多年来,司法体制与新中国一同进步、日益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进入快车道,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得到有效保障,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成效明显,一批冤假错案沉冤昭雪,阳光司法让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网站公开的文书总量超过9500万篇,访问总量超过450亿人次。

  法治观念入人心。《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阳光下的法庭》……这些颇具知名度的法治题材影视作品,是全社会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注脚。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真诚信仰。1986年以来,我国开展全面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已连续实施了7个五年普法规划,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知识得到广泛普及,各项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明显增强。

  新中国的法治大厦,是在法制废墟和人治积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历程充满艰辛,成就影响深远。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历史性飞跃,完成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国家治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 法治道路坚定走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法律在定国安邦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历史、文化、地域、习俗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世界上形成了不同的法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华法系、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等。当苏联、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形成了社会主义法系与资本主义法系两大阵营。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与资本主义法治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分权制衡等理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由于指导思想、经济基础、组织原则、服务对象等方面的差别,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法治模式。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还必须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具体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决定了我国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国情,内外兼收,在实践中探索开辟的崭新法治道路。

  植根实践,艰辛探索。“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正确的法治道路书上抄不来,别人送不来,凭空想不来,只能靠自己走出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很多法治原则和成果,都来源于实践的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大制度设计。比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色。在我国,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又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又比如,近年来我国出台电子商务法、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就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这条道路是70多年来法治建设实践和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发展在法律领域的具体体现。

  我国法治道路从无到有,是从一片荒芜中走出来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的法治成果十分必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置,以及宪法、婚姻法、土地法、刑法等主要法律的制定,都是借鉴苏联的做法,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搭建起了法制框架。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活动大大拓展,我们也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法治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治保障。正是撷他国法治之精粹,才使我国法治建设获得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启迪。

  树高千尺,根深沃土。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虽然人治的根子非常深厚,但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韩非子的一句名言流传至今:“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秦朝统一中国后,制定的法律规范已涉及立法、行政、民事等诸多方面,可谓“秦皆有法式”;汉唐时期,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尤其是《唐律疏议》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周边国家效仿的典范。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的宝贵资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丰厚滋养。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我们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充分发挥法治对道德的保障作用,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同时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形成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道路千万条,管用第一条。纵观古今中外,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在法治问题上不存在最优模式,也不存在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唯一正确的法治道路,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三 法治中国进行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500多部,推出司法体制改革举措100多项……进入新时代,法治建设按下快进键,法治中国成为响彻神州大地的嘹亮号角。

  朗朗乾坤存正气,法治中国再出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站在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作出顶层设计,从制度上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明确要求。建设法治中国,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完备的“五大体系”,不断提升法治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

  宪法为本。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12月颁布实施的,即“八二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所有的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超越或违反宪法。在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上,这次全会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使一切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都依法得到撤销和纠正,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立法为先。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立法是法治的“最先一公里”。现在,我国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下一步着重抓住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这个关键,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格局,立改废释并举,努力使我们的法律立得住、行得通。同时,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拓展,不断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尤其是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使立法适应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需求。

  实施为公。汉代《说文解字》这样解释“法”:“平之如水,从水。”意思是不偏不倚谓之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是人民群众感知法治建设的一把尺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把公平正义这一价值追求贯穿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规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坚持严格执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防止出现“选择性执法”“倾向性执法”。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完善审判制度、检察制度,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律师制度,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权威,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人民心田。

  监督为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马克思曾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部门,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干扰,才能依法独立进行公正裁决。近年来,各地普遍建立的防止干预公正司法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为领导干部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法干预和影响司法活动划出了“红线”,使“托关系”“打招呼”等插手具体案件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全社会也必须增强法治观念,特别是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以及领导干部应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杜绝“让别人守法,自己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的特权思想,自觉接受监督。

  公元前1776年,人类第一部成文法《汉谟拉比法典》铭刻在石柱上这样的文字:“要让正义之光照耀大地,消灭一切罪与恶,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3000多年过去了,这部法律的条文已在历史的演进中失去效力,但其中透射出的一些法治精神至今仍受人敬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承载着亿万人民对公平正义的美好追求,在法治强国之路上不断谱写新篇章。

 

交警学习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思考有感篇三

  2020年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中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并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需要我们从保障力度、基础力度、抓手力度、关键力度、底线力度等五个“力度”来理解民法典“绿色原则”的重大意义与时代价值。

  保障力度:生态制度创新的集合影响力

  美丽中国的实现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关键在制度保障和创新。实现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与民法典的紧密对接与有效互动,将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生活、生态安全等融入其中,最终都要体现为政治制度安排,也体现了现代生态价值观的时代性,展示出生态制度创新的集合影响力。

  民法典中有关生态保护的表述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并系统构筑了生态文明理念,进一步健全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为企业履行主体责任拓宽了新路径,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重要法治工具。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基础力度:生态文化共进的联合推动力

  民法典共7编1260条,总则编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纳入基本规定,并在重要分编的多个条款中规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这使得民法典既具有古朴民法典的传统风貌,又呈现出生态文化的现代生机,体现了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基础力度,展示出生态文化共进的联合推动力。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体现。

  今年8月15日,是“两山”理念提出15周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典提出的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具体实践上升到法律层面的一种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态环境也更加关注。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培育好生态文化,形成包括生态意识、生态消费、生态心理、生态行为等在内的完整生态文化体系。民法典是由实践而形成的制度理念与制度规范,是培育形成主体合力的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载体,彰显出民法典的支撑性。

  抓手力度:生态目标共享的融合获得力

  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利益诉求与基层民主结合起来,保护生态环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就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如民法典特别规定了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行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美丽社区。同时,民法典明确了“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的要求。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各方面齐头并进,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体现了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抓手力度,展示出生态目标共享的融合获得力。

  生态目标是行动的先导。生态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生态目标也应该以百姓、基层为基础,系统目标考量,整体目标推进,这样才能顺应生态环境的内在规律。民法典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契合了习近平总书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以民事立法回应了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急所盼。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不断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进一步体现了“环境就是民生”的鲜明导向。

  关键力度:生态经济共建的整合平衡力

  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民法典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这类条款能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物流的简易包装、快递产品的外包装回收重复利用等问题。更加关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人们新的工作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发展,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关键力度,展示出生态经济共建的整合平衡力。

  生态经济的价值实现,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以民法典的通过为契机,推动“电商经济”落实并建立简约适度、节能低碳的运营方式,倒逼和引导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价值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此外,企业在进行投资、并购等交易活动时,推动生态投资,应避免投资高能耗、高污染、高违规风险的项目。让生态环境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彰显出民法典的时代性。

  底线力度:生态安全共治的综合治理力

  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是生态安全的标志,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象征。民法典规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明确对生态环境赔偿的形式和范围作出规定,这是立法的一大创新。这一创新对遏制恶意破坏行为具有威慑、警示、预防的积极作用。进行生态安全共治,最大限度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体现了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底线力度,展示出生态安全共治的综合治理力。

  民法典为民事活动规定了普遍限制,把生态安全共治纳入常态化管理,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遵循依据。民法典规范大家的环保生态行为,是中国要在世界上做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长久富裕道路的决心和魄力的具体体现。因此,确保民法典有效贯彻实施,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全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更有着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民法典对于推动环境的改善和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将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其鲜明的生态环保色彩更折射出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浸润着新时代的价值理念。从五个“力度”深刻认识和把握民法典的深远意义,以良法推动善治,用法治文明推动生态文明,将更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美好新时代的积极性。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愿祖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美好。这就是我作为一名交警学习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思考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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